左联作家董秋芳在福建永安(一)
2017-01-11 08:36:17 林洪通来源: 今日永安网  责任编辑: 永安新闻网李祖仁  

  

  

   题记:董秋芳是一位爱国、进步、勤奋、乐教的教育家、著作家、翻译家和鲁迅研究家。抗战时期在永安工作七年半,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。浙江绍兴人,1919年毕业于浙江第五师范学校。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。1927年至1936年在杭州、济南、天津等地中学任教。1937年4月应郁达夫之邀到福州,1938年6月随省会内迁到永安,任省府编译、省府图书馆馆长、《民主报》副刊《新语》主编。1945年7月在“永安大狱”事件中被捕入狱,1946年2月获释。后被迫离闽返浙,终身从事教育事业。“文革”受迫害。著作有《争自由的波浪》、《我和笔杆》、《董秋芳译文选》、《王坛名人诗文丛书〈董秋芳〉》等。

  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,为了民族的解放,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,鲁迅的同乡、学生和朋友董秋芳不远千里来到永安,以笔为武器,与著名进步作家黎烈文等在一起,进行顽强战斗。现将董秋芳在永安团结、培植进步文学青年的情况作一些概略的介绍。

  董秋芳1898年农历8月21日出生于绍兴县南山青坛村,是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作家和翻译家。“七.七”事变后在福州组织成立“福州文艺界救亡协会”,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,创办《抗战文艺》,宣传抗日。1938年随福建省会搬迁到永安后,任省政府公报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。他发表了《怎样建设内地的国防文学》、《福建省政府图书馆之今昔》《文化斗争中的图书馆》等文章,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。

  董秋芳在筹办省政府图书馆时,年纪四十有余,他精力充沛,不遗余力,凡是买到的新书,以及鲁迅的大量作品,都公开或暗中借给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。尤其是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(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书为多)无不购进出借。值得称道的是,他利用各种渠道把当时的“禁书”、“禁报”,如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、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、绥拉菲莫维支的《铁流》和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暗中出借。1942年5月,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主要部分,董秋芳通过图书馆这条有利渠道,在永安的文化界和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中广为传播。《讲话》关于文艺“为工农兵创作”、“为工农兵所利用”、“政治和艺术的统一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、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”等精辟论述,对当时永安文化界和爱国进步青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因此,在这偏僻的永安山城,透进了一股清鲜的空气。董秋芳曾经饶有风趣地说:“金圣叹以雪夜围炉读禁书为乐事,可惜福建无雪无炉只有书。”董秋芳的言行,获得了人们尤其是革命青年对他的钦佩和敬意。因而省政府图书馆在董秋芳数年的苦心经营下,卓有成效,使广大革命青年受到团结抗战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。

  1943年9月,一份本省颇有影响的《民主报》从建瓯迁永安出版。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聘请董秋芳主编副刊,董秋芳高兴地接受了。因为董秋芳早年在北大读书时常在鲁迅、孙伏园等办的《语丝》周刊上发表文章。《语丝》的特色是“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。要催促新的产生,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。”董秋芳继承了《语丝》的传统,把《民主报》副刊定名为《新语》。《新语》继承鲁迅战斗风格,宣传抗战,揭露社会时弊。

  《新语》创刊以后,为传播进步思想,董秋芳利用这个文艺阵地,热情鼓励和指导一批既爱文学,又勇于探索人生道路的进步青年努力掌握和运用好文学这一武器,并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。在《新语》创刊的刊头语里,董秋芳开宗明义地宣布两条:一条要求民主,一条培养青年。他写道:要“努力表现出民主精神来。民主精神主要信条是民治、民有、民享。”“青年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新鲜、活泼和真实。新鲜是陈腐的反面,活泼是呆滞的对立,真实是虚伪的否定。世界上只有新鲜、活泼和真实,才能使存在生生不息,才能使存在说得上有生命的存在。而富有这种精神的,无疑是青年和精神上属青年的人。”于是,《新语》创刊后,迅速吸引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文学爱好者经常为其写稿,为福建偏僻山区开拓了革命文艺的通途,成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阵地之一。

  《新语》并非纯文艺性的副刊,凡是对文艺、政治、社会等方面的言论,只要文字较生动,有进步意义,均受到董秋芳的重视和欢迎。《新语》自1943年9月9日创刊,到1945年7月19日董秋芳被捕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《“沉默之美”》时止,就出了602期。《新语》也发表了大量老作家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、讽刺社会的腐败和丑恶的文章。如《新语》第1期就发表了许钦文、谒巽、庭方、杨骚的文章和郭沫若、吴秋山的诗,几乎每期不下五千字。《新语》十分重视青年的来稿。他们的文章大都喜欢用鲁迅笔法,抨击社会现实。经常为《新语》撰稿的有刘金(笔名柳无垠、茅塞、梦旦等)、曾列明(戈扬)、周璧(李风)、张汉城(即张垣,笔名张菁、金斗节子等)、陈耀民(夏侯)、刘仁勇(公刘)、裘振纲(伯骥)、许文辛、余敦、刘燊曾(晏石)、陈炳岑(灿抒)、金纪贤(金来)、吕沁(吕逸风)、赖丹(赖肇增)、沈显南(饶非)、赖元冲(司徒慧)、郭永榕(简范)等。不少青年作者稿件被采用的数量相当可观。如刘金发表的文章就近200篇。董秋芳自己也常用“冬奋”、“秋航”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,就现在已征集到的就达40多篇。由于稿件多,编务繁忙,董秋芳自1944年1月到12月请了改进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周璧协助其编稿工作。

  1944年4月,董秋芳还发起组织了“新语读者会”,发展青年文艺作者达100多人。该会宗旨是团结青年作者和读者,宣传抗日,学习鲁迅,倡导战斗性的文艺创作,反对“无病呻吟”,反对“汉奸文艺”。

  董秋芳一方面引导青年用笔向社会的黑暗、腐败作斗争,一方面又十分注意保护青年,使他们免遭伤害。有一回,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争论中,《新语》发表了署名晏石(真名刘燊曾,1944年冬病故)的文章《女人.社会.路》,中心思想是:妇女要解放,必须先改革社会。社会若不改革,妇女解放不过是一句空话。文章刊出后,特务即找上门来,追查作者,逼董秋芳交出作者的真实姓名和住址。董秋芳搪塞说:“文章言论,如有出轨,责任首先在编辑,我要加以检点。文章是外面投来的,没有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。”特务没有办法,最后给了一个警告:“今后如果再登这种混帐东西,对你不客气!”(刘金著《马上随笔》213页,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)说完悻悻而去。董秋芳对于青年们稍有可取的文章从不求全责备,总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揄扬,并积极设法刊登。

  董秋芳利用《民主报》副刊《新语》这一阵地,致力培养青年,关心青年。他对于在来稿中透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恨,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对国家前途而忧伤的心地善良的热血青年,总是给以谆谆教导。如闽西青年作者张汉城给董秋芳寄了一篇《苦闷的象征》的杂文,董即给作者寄去了进步书籍,并附短信说:“黑暗之中会有闪光,最终是光明的世界……。希望你鼓起战斗的勇气,多写些现实生活的稿子寄来,如同你所写的小说《小狗子的命运》、杂文《打落水狗决不是痛快的事》那样富有朝气、敢于正视现实,这样的文艺将焕发生命的光芒…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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