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春夏之间，正是芦花初放、百鸟齐鸣的季节，洪田镇黄坑仔自然村来了三个年轻的师傅，名字很奇怪，一个叫观音妹，一个叫三百六，一个叫吴竹林，这个吴竹林还带了一个七岁的小孩叫吴良海。这三个人自称会打土墙，会打铁器，会编竹具，廖洪金就带着他们到各村去收废铁、收木炭，帮各家各户盖房打土墙，编竹席、竹笼、竹筛，锻打农具等。

这几个人非常勤劳能干，能吃苦，他们走遍山间竹林，各村各寨，认识了很多群众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。名义上他们说是寻找材料，招揽生意，实际上是接触群众，发动群众，收集情报，探明路线。不久，群众就知道他们原来是红军的特勤人员，其中那个小孩吴良海还是长汀的一位红军烈士的遗孤。时间一久，红军和群众建立了很好的感情，大家有事情都尽量找他们来做，小朋友们也跟吴良海玩在一起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，他们在马洪成立了农工会，九个人成为首批会员，廖洪金负责人，其他人有的为红军采药、治伤，有的为红军当联络员，有的帮红军买米、碾米，有的为红军探路、带路。

1932年秋收时节，大队红军从闽西过来，在允定渡口搭浮桥过河，当时老百姓没有见过红军，开始非常害怕，纷纷往山上躲避，向外地逃跑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守候在附近或躲在家里观望，家家大门紧闭。这些没有逃跑或跑不远的老人看到，红军不但没有烧杀抢掠，而且还帮老百姓劈柴挑水，看到鸡鸭也没有抓，胆子大一点的老人就主动上前打招呼。这时，田里的稻谷已经成熟，红军打听到是百姓的，就没有动；是地主老财的，他们就收割走作军粮。老百姓一看，这不是咱穷人家的队伍吗？跑到山上和外地的群众闻讯就都跑回来了，村民纷纷把红军请进自己的家，给红军各种帮助，军民亲得就像一家人。

红军安顿下来后，就在各家各户的墙上刷标语，画漫画，教孩子们念书写字，还教孩子们唱歌，整个山村热闹非凡，跟过节一样。

有的群众向红军反映，说洪坑土楼的大刀会气焰嚣张，经常出来欺负百姓。红军首长林彪听说后，当即下令派一个班的兵力前去。谁知红军小分队正要靠近土楼大门时，里面大刀会就向外打枪，其中有一挺机枪，当时就打倒几个红军战士。红军首长接到报告，拍着桌子说：“区区几个小土匪都打不过，将来如何打天下！”他从部队中挑选出几名神枪手，再次进攻洪坑仔。这次红军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抄小路包围了土楼。土楼上的土匪头目赖彪以为红军打败，再不敢来，没想到红军这么快就再次包围了他们。他认为就凭红军那几杆破枪，怎么也打不进他那固若金汤的大土楼，就非常得意地从窗户里向外探出头来，东张西望，想看看外面的动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红军神枪手迅速扣动板机，不偏不倚，啪！一枪打爆赖彪的头。土楼里的土匪见状，吓得扔出枪支弹药，大声求饶：“红军爷爷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。”红军缴获了一批物资和几匹战马，往回走的时候，赖彪的马认主，一直惊叫，不肯放蹄。红军战士就喊：“把土楼烧了！”那匹马就服了，放开四蹄，顺从地跟着红军走了。

那时候红军司令部设在马洪的安顺堂，堂外四周有战士站岗，过往行人要有红军开具的路条才能通过。有一回，有一个老乡到洪田买了一袋盐，回来的路上被哨兵拦下，哨兵问他为什么买那么多盐，他说家里有十二口人，盐巴少不了，少了没力气干活。哨兵半信半疑，就将他带到红军首长林彪面前，林彪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，让他伸出手来，林彪摸了摸，亲切地对他说：“这是一双干活的手，多买些盐备用，可以理解，让他走吧。”于是让哨兵给他开了路条，给予放行。

红军分散住在百姓和祖房中，平时就在收割后的大块田里练兵，吃饭要唱歌，睡觉要吹号，纪律严明，精神焕发。

群众唱起一首歌谣：“纸皮一芯会（大刀会），风吹卢布兵（卢兴邦），泥做十九路，沙铁铸红军。”

1934年，红军走后，安顺堂的廖金佛家里多一盏马灯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拿起来看一下，才发现马灯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感谢他们一家为红军所做的贡献，留下一盏马灯作为纪念。这盏马灯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，一直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他们称它为“红军灯”。

除了这盏马灯，还有留在墙上的那些红军标语，虽然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，但那些标语依然清晰，好像还在述说着红军的故事。

当年那个烈士儿子吴良海，因为年龄太小，红军长征时没有跟着吴竹林走，留在洪田，1949年以后当过兵，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，他的儿子也参过军，一家三代为党为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之家。

（廖宜亮口述

王仙娇记录、陈开福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