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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荃麟在永安的六个月(一)
时间:2017-1-16 8:11:35  来源:今日永安  作者:刘思衡  点击:1029  【关闭】
 
 
 
 


  抗战时期,邵荃麟从浙江金华转移到广西桂林的过程中,曾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蛰居约半年时间。我从作家王西彦的《回忆荃麟同志》一文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中,知道了其中的一些细节,对邵荃麟同志这样一位党的文艺领导干部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  邵荃麟(1906-1971),原名骏运,浙江慈溪人,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。青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。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22岁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。1934年任上海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。1938年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。1941年1月转移到桂林工作,任中共文化工作组组长兼文化供应社编辑,主编《文化杂志》、《文学创作丛书》。1944年到重庆,任中共重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,主编《文艺杂志》。抗战胜利后,于1946年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。建国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,中共中央宣传部教务处处长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。

  1940年5、6月间国民党反共高潮前夜,因受国民党通缉,中共东南局通知浙江省委催促邵荃麟撤退隐蔽。当时东南半壁不是国统区就是沦陷区,往哪儿撤?大概邵荃麟和福建永安有缘,他早先曾与永安的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有过书信交往,黎也曾约请邵夫妇到改进出版社工作。于是,邵荃麟此时便决定携其怀有身孕的妻子葛琴一同前往,几经辗转,历尽艰险,于当年6月来到山城永安。

  实际上,在邵荃麟来永安之前,他的短篇小说《客人》已在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《改进》杂志上发表,而短篇小说《英雄》在1940年4月《现代文艺》创刊号刊登,更引起轰动。可以说,这些作品对当时永安新办的刊物来说是“及时雨”,对办刊人也是极大的支持。邵荃麟不仅是从稿件上支持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,就连《现代文艺》这个刊物本身也是在他的策划和具体帮助下创办的。1939年冬,邵荃麟向黎烈文建议,由王西彦到永安办一个文艺刊物,黎很爽快地同意了。经过几个月的筹备,1940年4月25日由王西彦主编的《现代文艺》与读者见面了。可以说,“《现代文艺》是一个在党支持下刚刚开辟出来的战斗阵地”。其目的就是“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”。当时王西彦初到永安,一无熟人,二无经验,三无稿件,他“唯一的靠山就是金华的邵荃麟同志”。邵亲自为《现代文艺》创刊号组稿,以致“稿件几乎全部是金华寄来的”,而且“最初几期《现代文艺》的编辑工作,全部听从荃麟的意见”实施的。

  《现代文艺》面世后,在社会上产生热烈的反响。邵荃麟随即于1940年5月13日致信黎烈文、王西彦表示祝贺,“创刊号的内容不仅可以跟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一下,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”。同时,他还在信中提出4条希望:“一,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介绍,以救济战后介绍工作的缺点。二,保持每期权威的理论文章,以救济当前理论指导的缺乏。三,添加文艺批评与介绍,以救济介评工作的松懈——特别是对东南作品的批评与介绍,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拔。四,短论中各问题的提出应与全国文艺运动取得一致。”邵荃麟的这些“希望”,实际上就是他对进一步办好《现代文艺》提出的四点要求。

  在邵荃麟、王西彦的辛勤耕耘下,《现代文艺》月刊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6种期刊中战斗性最强、艺术性较高的一个刊物,不仅在福建,而且在桂林、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。正是由于邵荃麟的精心指导与关怀,《现代文艺》越办越好,发行量达1万分左右,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之一。

  邵荃麟到永安后,黎烈文社长经报请省主席陈仪的批准,将他安排在改进出版社任《改进》半月刊编辑,并指导、协助王西彦编辑《现代文艺》月刊和《现代文艺丛刊》。改进出版社编辑部早期就安在离城关约4公里的吓蛤村。这个小村庄背山面水,风景秀丽,可是“居民贫苦,房屋破旧,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,晚间常有野兽出没”。邵荃麟夫妇“就住在吓蛤村一座单独的原做‘肥寮’(即农村中堆放草木灰、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屋子)的破旧房子里,房子四周都是茅草。”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,邵荃麟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指导和实际参加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。

  邵荃麟在永安的六个月,并没有当真躲在吓蛤村“隐蔽”,熬时度日,无所事事,而是紧张、高效地工作着、战斗着。除了完成《改进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外,继《英雄》发表两个月后,他于1940年6月在《现代文艺》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吉甫公》,8月在《改进》发表四幕话剧《麒麟寨》、在《现代文艺》发表《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》,10月开始在《现代青年》上连载苏联小说《游击队员范斯加》,11月在《现代青年》上发表《文章检讨会》-----。

  邵荃麟在永安所发表的作品,大多是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,突出“谁在抗战?”的主题,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如《英雄》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,他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,却胡里胡涂地被送上战场,受了伤,又被锯掉了一条膀子,回乡后竟胡里胡涂地被当作“民族英雄”,重新送往战场。在作者笔下,这个伤兵的悲剧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残,而且在灵魂上处于麻木状态。这里面既有揭露,更有控诉,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“谁在抗战”的问题,把读者引入深思。《英雄》一发表,国民党保安处敏感的鼻子立刻嗅出了它的味道,以“妨碍役政”的罪名,向陈仪告了一状。

  《周吉甫》写的是乡间一个财主周吉甫,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以后,他的景况越来越不妙,在苏州的布庄收盘了,怕挨日本鬼子的轰炸;手头有两三万的现金,要买田产又怕日本鬼子打过来,要存银行盘利息,又怕靠不住。最使他头痛的是“说什么通货膨胀了。”因此,他拼命地节省,也很吝啬。与此同时,周吉甫的弟弟周廷甫却在“八•一三”战事期间,发了横财,并且对人说:“只要生意好做,管他打仗不打仗。”不用说,从当时的形势来看,小说中的周吉甫将每况愈下,以至破产。周廷甫这个冒险家也许将越来越抖,大发国难财。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了这么两个人物加以描绘,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:日本人打进来了,对汉奸和投机者有利。财主老爷尚且朝不保夕,一般平民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这是怎样一个世道呵!作品引人深思,促人猛醒。

  四幕话剧《麒麟寨》写的是改造绿林好汉,肃清汉奸、团结抗日的故事。寨主邓志九是一个快60岁的绿林好汉,劫富济贫,交结豪侠,仇恨日本鬼子。萧子青是某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,来到麒麟寨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正道,在寨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。特别是邓志九的女儿邓秀姑对他十分崇敬。麒麟寨中另一个人物胡二太爷在山寨中充当邓的参谋。他与汉奸合谋投敌,制造萧子青与邓志九之间的矛盾,私设刑堂,将萧子青活活打死。然后拉了一批人马下山投敌……但他们的阴谋破产了。最后,胡二与汉奸被枪毙,得到应有的下场。《麒麟寨》于1940年8月在永安第一次出版,省内各地久演不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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